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伴随可隐性的逐步瓦解，私域隐私（privacy as private）开始过渡为公域隐私（privacy as public）。在这个发展阶段，隐私不再局限于私域的隐私，大量隐私信息已脱离个人空间，进入到公共部门的存储机器。
在金字塔顶端，是作为沟通层的信息隐私（information privacy）。而组织的识别和排除，总是预留了主体被其他组织包容的机会，这从反向也进一步促成了现代组织繁育的多样性。正是在不确定的自我之上，通过叠加的镜像他我的不确定性，在全社会形成了由无数个凹凸不同的复合主体镜像相互辉映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但是，当代的人脸识别技术则潜藏着与陶片放逐法同样的威胁。这使其陷入了一个深刻的悖论。
由于偶然和意外的排除，社会丧失了异己观察的视角与能力，因此就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指涉同义反复的递归循环之中。进入 余盛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脸识别 隐私危机 。但当法规范不仅保护公共利益而且也满足个人利益时，个人可为了自身利益而启动法规范。
此后，布勒的保护规范理论成为判断私人公权是否存在的主要工具。法规的强行性用以识别国家的义务是否存在、何种规范能够成为公权的依据，它涉及裁量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也适用于那些在事实上既有利于公共利益、也有利于个人利益的法律规定。其二为裁量行政，立法者委托行政机关来判断，不同的可能决定对于促进国家目的是否具有价值，并得在这些决定可能性中进行选择。
相反在肯定诉讼可能性时，也不能断然承认权利。保护规范理论正是布勒为了避免民众诉讼、将诉权限定为违法行政行为所针对主体的法律解释技术。
2．强行性 所谓强行性是指行政机关在适用法规时，不存在自由裁量的余地，所以裁量规范被隔离在强行性法规之外。杨建顺：《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应当慎重》，载《检察日报》2019年4月24日第7版。在布勒那里，以正确行使裁量请求权为代表的程序性公权尽管名为公权，但实际上是一种不完整的法地位，更接近反射性利益或某种程度的利益。立足于学说史的视角不难发现，由于公权以私权为概念模型，区分权利与权利的实现可能性在逻辑上是自然推论，因此诉讼可能性在主流学说中向来被排除在公权的概念之外。
此外，布勒所讨论的公权仅指以特定实体决定为内容的实体性公权，程序性公权被排除在外。众所周知，实证主义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支配了德国公法学。以此，公权具有双向性，私人与国家都是公权的主体。公权是公法领域的权利与利益，是法规范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
在布勒看来，援用可能性也要依据法律目的，通过法律解释进行判断：法律是否给予私人以监督法律规范遵守情况的手段，私人是否必须纳入到该程序中并且是否可以提出异议。于司法裁判而言，法官毋宁应致力于发现从社会中形成的一般观念，面对同一情形以尽可能作出一致性的裁判。
[2] 相关讨论参见成协中：《保护规范理论适用批判论》，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存疑时，大概必须这样认为：事实上有利于个人利益的法规范——至少在这一点上也能够明显被预见到的情形下——也具有保护个人利益的目的，并且因此这种法规范适合于赋予规范对象以主观公权利。
[49] 如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字第4361号行政裁定书、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行终字第340号行政裁定书。这种实证主义式的权利观体现了公权对于法规范的从属性：所有的公权都是法秩序的产物并且严格地依赖法律。无法从法规范中推导出公权，是否意味着可以不考虑基本权利的要求，迳直否定公权的存在？法院显然对此问题缺少关注。之所以将法规作为公权的条件，一方面是布勒深受温特沙伊德的影响，主张法律与权利先于司法，反对诉权法思维和自然法的权利观，另一方面还意在驳斥凯尔森将权利与法相等同的做法。在确定法律内容的过程中，法规范实际上已经考虑到公益为个人权利所划定的界限。但布勒运用法规（Rechtssatz）而非法律（Gesetz）一词足以表明，法规命令也可作为公权的规范依据，而行政规则应被排除。
[8]但在G.耶利内克看来，运用程序标准得到的只是程序性权利，司法提供的救济手段不构成个人请求权存在与否的绝对标准。法律抗告诉讼即私人针对行政决定提起的撤销诉讼，适用概括条款并聚焦于私人权利遭受侵害。
因为该要素通常仅具有例外规定的性质，[28]所以援用可能性并非意图限缩权利的范围，而是将其视作例外的排除要件以及私益保护要件的进一步延伸。这些要素最终与德国行政裁判的丰富实践素材一起融入到了布勒保护规范理论的基本结构之中。
赵宏：《主观公权利的历史嬗变与当代价值》，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至于如何具体判断公法规范是否提供权利，G.耶利内克则语焉不详。
私益保护目的是为了判断权利归属于何种主体，它是认定公权的核心要素。私法权利主要经由私人的法律行为得以形成，但在公法中，权利的法定形成却是最重要、最常见的类型，布勒的研究也只限于这种类型。在解释法律的具体方法上，布勒主张，为了判断是否具有保护个人利益的目的，首先应回溯至立法资料。[9]他试图发现一种实体标准，即个人利益是否明确或者间接地为法秩序所承认。
由于实定法的明确规定，权利侵害被视作南德撤销诉讼的核心。一般而言，法律可通过两种方式达成目标：其一是羁束行政，立法者确认国家目的是什么并且规定行政机关在特定的条件下做或者不做什么。
[19]在第二种情形中，由于法规仅在行政权内部设定义务、对外不发生法效果，所以裁量决定不会侵害私人权利（裁量与权利相互排斥），法院也不得对裁量进行审查（裁量不予审理）。（一）法规的强行性 布勒的公权不是从G.耶利内克式的地位，而是直接从具有强行性的公法规范中推导而来。
三、布勒的公权三要件与保护规范理论的形成 以民法中通行的权利概念为基础，布勒认为私权是私人之间的关系，公权则为私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布勒之前，对于公权以及保护规范理论已有不少研究。
例如格贝尔就认为，并非所有的请求权都可以通过法院的诉讼进行主张与实现，权利概念不是由权利的主张可能性这一要素来决定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巴霍夫认识到程序性公权与实体性公权的分类方式并非本质性的，而仅是为了明晰利益保护在范围与阶段上的差异，有时二者还会转化（如裁量收缩至零）。[11]弗莱纳主张，并非法规范的所有授益都能构成权利，为了赋予臣民以其所欲的国家给付，立法者有两种路径可以选择：其一，将法规范的实现完全委诸行政机关，公民针对行政机关只享有一般性的请求权。最后，在发现和确认公众普遍观念的过程中，行政活动原本就存在违法的可能，所以也得接受法院的审查。
[34]其后，布勒以公法规范具有私益保护目的为依据判断公权的存在，这一方法也被称作保护规范理论。而以符腾堡为代表的南德模式采主观诉讼模式，主张行政裁判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个人权利。
正如布勒所言，在认识和确定公权概念上所取得的进步应主要归功于行政诉讼。[6]此外，布勒也承认作为无瑕疵裁量请求权原型的正确行使裁量请求权，只不过是当作程序性公权来对待。
[10]然而，G.耶利内克却留下了诸多问题，例如何种法规范才是公权的产生基础，怎样具体判别规范的私益保护目的等。法实证主义仅关注实定法并形式性地建构法律制度，而法外的要素则被剥离。